“奶奶,门口那位穿呢大衣的叔叔,好像在雪里等很久了。”1966年1月4日傍晚证券配资开户网,北京东黄城根大草厂的老四合院里,小孙女压低声音提醒朱端绶。朱端绶抬眼望去,一抹熟悉的身影正提着两瓶绍兴花雕,笑意盈盈。片刻后,全家才反应过来——那是周恩来,总理说到就到,从不让警卫先敲门。
屋里炉火正旺,80岁的熊瑾玎坐在太师椅上,脸被映得通红。他没料到老朋友会在风雪中赶来,更没料到对方带的是邓小平亲手挑的陈年花雕。周恩来把酒瓶往桌上一搁,半开玩笑:“熊老板,借花献佛,算我占个便宜。”一句话,把气氛点燃了,每个人的神情里都是掩不住的惊喜。
热闹归热闹,熊瑾玎的身份却从来不只是“过八十的老人”。四十五年前,他在长沙手握算盘、满口生意经,却把银子一车车送进新民学会;毛泽东、何叔衡去上海开“一大”,船票和路费出自他的暗账。那年长沙街头谁也没想到,面前这位斯文生意人是后来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是中共最早的“财务中枢”。
组织看中他的理财本领,委派他在上海云南路挂牌“福兴商号”。表面卖纱布,实则管着中央机关钱袋子——那可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最敏感的岗位。为了安全,必须配一位“老板娘”掩护。周恩来拿着三份名单让他挑,他偏偏点中了同乡姑娘朱端绶。两人原已在汉口照顾徐特立时结下默契,如今再度并肩,自然而然成了夫妻。有人打趣:“周公当月老,一指成佳偶。”
“福兴”三年,账本里流动的不止银元,还有情报。朱端绶常把药水信纸放进热水里显字,抄完再焚。一次政治局开会,她把奶瓶搁在枕头上,女儿耕午却哭闹推翻了瓶子。周恩来索性一把抱起孩子,左手哄娃右手记要点,窗外法租界警笛声此起彼伏,这一幕多年后仍被同志们津津乐道。
暗战总有破绽。1932年,熊瑾玎去徐家汇眉寿里给贺龙家眷送生活费,被特务埋伏抓走。朱端绶挺着身孕四处营救,还猛扇叛徒徐锡根一个耳光。鞭子抽在她背上划开血口,她却咬牙死不松口,只说自己是熊的表妹。八个月后她被迫交保释放,丈夫却在狱里整整熬了四年。那期间,两人靠狱警递小纸条写诗互勉,“尺纸忽从天外至”成了牢房里最暖的暗号。
1937年,毛泽民受周恩来之托,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窗口把熊瑾玎保了出来。甫一脱身,他即被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经理。从武汉到重庆,再到桂林、香港,报纸一次次被封,他一次次撬锁复刊。有人问他图什么,他只笑:“欠党的债,总要还。”
最揪心的却是家事。1941年冬天,小女儿因肺炎高烧抽搐,熊瑾玎掏遍口袋也找不到十块大洋买青霉素,只能眼睁睁看孩子咽气。报社伙计都说熊老板抠门,他却把全部稿费成包寄回湖南农村,帮助寒门子弟读书。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每月把工资分成小纸包贴姓名邮寄出去,二十年雷打不动。
再说回1966年的寿宴。朱端绶知道周恩来爱吃宽粉蒸肉,系上围裙亲自下厨。外面雪更大,屋内灯影摇曳,旧友围桌而坐,谈的不止回忆,还有眼前的风云。席间,周恩来从公文包取出一封薄信递给熊瑾玎:“中央几位同志联名,请我带来这句话——‘熊瑾玎、朱端绶二同志,中央最机密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纸片轻,却压得众人半晌无语。
严寒深夜,周恩来告辞。熊瑾玎握着信,突然对老伴低声说:“端绶,这辈子值了。”他没预料到,自己和总理只剩最后七年缘分。1973年1月,熊瑾玎肝癌晚期,周恩来明知自己也患癌,仍连夜致电吴阶平、张孝骞,要他们“不惜一切救熊老”。医生汇报无力回天,周恩来赶到病房,久久握着老友的手——两位为党操劳一生的人,一个说不出话,一个强撑不落泪。
熊瑾玎临终前写下九字:“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字迹抖动,却掷地有声。半个月后,他离世。带着两盒藕粉赶来吊唁,朱端绶把藕粉放在遗像前,小心整理,总理夫妇的心意,她懂。
很多年过去,新中国的城市霓虹渐亮,“老板”和“老板娘”的故事却鲜有人知。档案里那些账簿、布票、假名、诗笺、暗号,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全部财富。有人评价:“他们什么都没留给自己。”我倒觉得,他们把最值钱的——担当、信义和耐心——留在了共和国的骨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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