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中国航发头号功臣临危受命：他没彻底解决可靠性，却用一己之力从绝境中救回重点型号？他搭建的平台，至今仍是我们的起点
001、阴影
1991年的冬天，沈阳似乎比往年更冷。
606所（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的大门里，一个人裹着旧棉大衣，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走向那座熟悉的办公楼。他叫张恩和，43岁，刚刚被任命为“太行”发动机项目的总设计师。
这个任命，在当时很多人看来，不是荣誉，更不是升迁，而是——填坑。
张恩和自己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接过来的不是什么香饽饽，而是一个已经论证研究了十几年、却连一台完整样机都没能造出来的“老大难”项目。项目经费紧张、技术指标过高、研制周期一拖再拖，更可怕的是，整个所里弥漫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恐惧。
这种恐惧，有一个名字，叫“涡扇-6”。
就在距离张恩和办公室不远的老厂区里，还堆放着一些落满灰尘的巨大金属构件。那是涡扇-6的残骸，也是606所一代人心里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涡扇-6，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制的大推力涡扇发动机。18年。
18年是什么概念？是一个婴儿从出生到成年的全部时光，是一个技术人员从青丝到白头的半生心血。从1966年开始，为了给一款叫“歼-9”的国产战机配上一颗“中国心”，606所的那些工程师们，几乎把命都搭了进去。
方案设计、技术攻关、台架试验、修改设计、再攻关、再试验……当年的那些图纸，摞起来比一个人还高。当年那些年轻的技术员，从新婚燕尔熬到了孩子都会打酱油。18年里，涡扇-6先后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上过高空台，经历过上百小时的试车，眼看着就要熬出头了。
可1984年，一纸命令下来：歼-9飞机研制计划调整，项目终止。
飞机没了，还要发动机干什么？
涡扇-6，下马。
18年心血，一夜归零。
张恩和是经历过涡扇-6项目的人。他亲眼看着那些前辈，那些把一辈子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这台发动机的人，在宣布下马的那天，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有人蹲在试车台外面，一遍遍摸着那些自己亲手拧过的螺丝，一言不发。有人抱着厚厚的技术资料，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有人当场就哭了，4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哭得像个孩子。
那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发动机部件，最后被推到角落里，落满了灰，慢慢生锈，变成了一堆废铁。
涡扇-6下马后，有好几年的时间，606所里弥漫着一种死寂般的气氛。搞发动机的，最怕的不是技术难，不是条件苦，而是——你拼了命干出来的东西，最后根本没有人要。
这种恐惧，比任何技术封锁都更致命。
现在，“太行”项目，正走在这条老路上。
张恩和接手时，“太行”已经论证多年，但进度缓慢。更致命的是，原定配装“太行”的新型歼击机项目，为了不耽误试飞进度，已经决定先引进国外的成熟发动机。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旦飞机那边完全用上了“洋心脏”，“太行”就会瞬间失去装机对象。没有飞机要的发动机，就算技术再好，也是死路一条。涡扇-6的悲剧，就要在“太行”身上重演。
整个606所，没人敢公开说破这件事，但每个人心里都悬着一把刀。
张恩和第一次召集核心团队开会时，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人人脸色凝重。有人直接问：老张，咱们这活儿，还有干的必要吗？飞机那边都定了，用老外的。
张恩和没说话。他盯着桌子上那份“太行”的方案报告，封皮已经磨得发毛。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声音不大，但一字一句：
“涡扇-6干了18年，没了。太行要是再没，咱们这帮人，就真的别搞发动机了。”
他把烟头狠狠摁进烟灰缸：
“干。必须干。而且，得想办法，让别人非用咱们的不可。”
可怎么才能让别人非用不可？
张恩和心里也没底。但他知道，等是等不来活路的。得拼。
002、赌命
1993年，张恩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决定。
当时，配装“太行”的新型战机项目已经明确，为了保证试飞安全和进度，前期批次将采用引进的俄制AL-31F发动机。消息传来，606所一片哀鸿。这几乎是涡扇-6模式的完全复刻：飞机选了现成的洋心脏，咱自己的发动机，慢慢熬吧，熬到最后，熬到下马。
但张恩和偏偏不信这个邪。
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他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想法：
既然新飞机装了老外的发动机，那咱们的“太行”，能不能装到老外的飞机上？
全场鸦雀无声。
有人以为自己听错了，有人觉得张总这是急糊涂了，开始说胡话。
但张恩和不是开玩笑。
他看中的，是当时我国从俄罗斯引进的一种成熟双发重型战斗机——苏-27。这种飞机平台成熟、安全裕度大，如果用一架苏-27改造成“太行”的飞行试验台，让“太行”跟着苏-27上天试飞，就能提前发现问题、提前解决问题，大大加快研制进度。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太行”就有了实实在在的装机对象，就能摆脱“等飞机”的被动局面。
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是“领先试飞”的常规思路。但在当时，简直是异想天开。
反对的声音铺天盖地：
“苏-27是咱们好不容易从俄罗斯买来的宝贝，一架几千万美金，摔了谁负责？”
“老外的飞机和咱们的发动机根本不匹配，怎么装？装上去出事了怎么办？”
“就算技术上能行，俄罗斯那边能同意吗？这可是动人家的飞机！”
但张恩和不是冲动的人。他早就把账算明白了：
在新型飞机上试飞新发动机，风险最高，一旦出事，飞机没了，发动机没了，两个型号全完蛋。用成熟飞机试飞，虽然技术上有难度，但飞机本身可靠，风险反而更低。而且，这是让“太行”活下来的唯一办法。
那段时间，张恩和像着了魔一样，一遍遍跑机关、跑上级、跑试飞单位，到处游说他的方案。他说话本来就直，急了还容易跟人拍桌子。有一次，在一个重要会议上，有领导质疑他的方案风险太大，他当场就站了起来：
“风险？涡扇-6没风险，干了18年，最后怎么样了？下马了！人都没了，还要飞机干什么？”
会议室里再次鸦雀无声。
张恩和红着眼圈，一字一句地说：
“咱们搞发动机的，不能让历史再重演一次了。”
最后，方案终于惊险通过。
1998年，改装工作开始。要把一台中国的“太行”发动机，装到俄罗斯的苏-27战斗机上，技术上的难题多如牛毛。进气道不匹配、控制系统不兼容、发动机挂架需要重新设计……每一个小问题，都可能引发大事故。
张恩和几乎住进了改装现场。每次技术攻关，他都要亲自到场，亲眼看着那些线路怎么接、那些螺丝怎么拧。
有一次，为了验证一个附件是否符合装机要求，他爬上两米多高的试验台。因为连续加班，人已经疲惫到了极点，突然一脚踩空，整个人从两米多高的台子上直直摔了下来，脑袋重重磕在金属零件上，当场昏了过去。
周围的人全吓傻了。有人手忙脚乱地把他抬下来，有人拼命喊“张总！张总！”有人已经准备叫救护车了。
过了好一会儿，张恩和悠悠醒过来。他睁开眼，第一句话不是问自己的伤，不是喊疼，而是：
“发动机……发动机的故障排除了吗？”
在场的人，鼻子都酸了。
就这样，2001年6月6日，一个载入中国航空史的日子。
西北某试飞基地，一架经过改装的苏-27战斗机停在起飞线上。跟别的苏-27不一样，它的右侧发动机舱里，装的不是俄制发动机，而是一颗彻彻底底的“中国心”——“太行”。
首席试飞员毕红军，穿着厚重的抗荷服，走向战机。
张恩和站在停机坪边上，一句话没说。他盯着那架飞机，眼神复杂。
点火。滑跑。起飞。
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战机腾空而起，迅速消失在远方的天际里。
张恩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飞机消失的方向。旁边的人想递给他一瓶水，他根本没反应。十几分钟过去了，他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终于，天边出现了一个黑点。战机返航了。
平稳落地，滑行，停机。
毕红军从座舱里爬出来，摘下头盔，冲着围过来的人群，大声说了一句话：
“发动机在各种状态下工作良好！”
全场沸腾了。
有人鼓掌，有人欢呼，有人抱在一起又蹦又跳。
张恩和没蹦也没跳。他走向毕红军，走到跟前，突然一把抱住这个刚刚从天上下来的人，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一个年过半百、在单位以严厉著称的东北汉子，抱着飞行员，哭得像个孩子。
在场的很多人都哭了。
那一抱，抱的是一颗憋了十几年的心。
003、较真
首飞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张恩和有一句挂在嘴边的话：“航空发动机不只是设计出来的，更是试验出来的。”
这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是要脱一层皮的。
“太行”在研制过程中，遇到过大大小小200多项技术问题和故障。风扇叶片断裂、高空喘振、振动过大、涡轮叶片烧蚀……任何一个问题，放在一般项目里都够喝一壶的。但在张恩和这里，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个字：试。
为了一个低温启动的指标，60多岁的张恩和，硬是带着一群年轻人在寒冷的试车厂房里熬到凌晨五点。
那是东北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厂房里跟冰窖一样。为了等到最合适的试验温度，张恩和一遍一遍跑出去看挂在墙上的温度计，一遍一遍给气象站打电话，问人家今天晚上最低温度到底什么时候能到。
气象站的人最后都被他问烦了：“张总，您这是第几遍了？我们这儿有记录的，到了最低温度肯定通知您！”
张恩和嘿嘿一笑，回去继续等。
那天晚上，他一直熬到凌晨五点，等到温度掉到理想值，亲眼看着试验做完，拿到了满意的数据，才裹着大衣回宿舍眯了一会儿。
还有一次，为了搞一个带可变弯度导向叶片的进气机匣，张恩和跟一位外国专家较上了劲。
那位专家在航空发动机领域浸淫多年，来中国访问时看了“太行”的设计方案，对别的没说什么，唯独指着这个机匣，撂下一句话：
“这个东西，我见过，也干过。以你们现在的水平，能做到的最低重量，是49公斤。少于这个数，不可能。”
张恩和当时没吭声，但心里不服。
他回去之后，把这个机匣当成了头号攻关目标。带着团队，一遍一遍算，一遍一遍设计，一遍一遍试制。那个机匣的每一个线条、每一个角度，他都反复推敲，不知道熬了多少个通宵。
几个月后，成果出来了。
当那个机匣被放到秤上，数字跳动着最终停住时，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34.5公斤。
比那位外国专家断言的最低重量，足足轻了14.5公斤。
后来那位专家再来访问，张恩和把这个机匣摆在他面前。专家看了半天，反复打量，最后竖起了大拇指，连说了几个“不可思议”。
但张恩和较真的地方，不只是技术。
2007年，他获得了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奖金20万港元。
20万，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有人开玩笑说，张总这回发了，可以换辆车了。张恩和那时候开的还是一辆老旧的桑塔纳，确实该换了。
可张恩和转手就把20万港元，一分不留，全额捐给了研究所的青年科技创新基金。
有人不解，问他：张总，您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留点钱养老怎么了？
张恩和说了一句话：
“我这辈子，就是靠国家培养起来的。现在年轻人比我那时候条件好多了，但搞创新还是难。这钱给他们，比我换辆车值。”
这就是张恩和。
退休的时候，组织上找他谈话，说要返聘他，待遇从优。
张恩和摆摆手：“我不要返聘，也不要工资。”
组织上的人愣了，以为他是客气，正要继续劝，张恩和又补了一句：
“只要给我一台计算机，让我继续为发动机干点事就行。”
这就是他的全部要求。一台计算机，一个能继续干活的地方。
004、遗憾
2005年12月28日，“太行”发动机终于通过了国家设计定型审查。
这一天，距离张恩和接手这个项目，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如果从“太行”正式立项算起，是18年。
18年。
在定型审查会上，当主持人宣布“太行”通过审查时，会议室里再次响起了掌声。但这一次，张恩和没哭。
他只是坐在那里，轻轻舒了一口气，然后低头看着面前那份厚厚的审查报告，看了很久很久。
有人后来问他，那一刻在想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在想涡扇-6。要是当年的那些老伙计，能看到今天就好了。”
但定型，不代表万事大吉。
恰恰相反，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太行”装机部队后，问题开始集中暴露。早期批次配装歼-11B战斗机的“太行”，故障率偏高。振动影响稳定性、高空性能不稳、某些工况下出现异常……这些技术痛点，每一个都让空军的使用部门头疼不已。
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严重到空军一度犹豫，要不要全面换装“太行”。
这件事，是张恩和晚年心里最大的遗憾，也是最深的痛。
他知道部队的顾虑。发动机是战斗机的“心脏”，心脏要是老出问题，谁敢开着飞机上天？
那些年，张恩和跑部队跑得比谁都勤。每次听说哪里的“太行”出了问题，他第一时间就带着人赶过去。分析故障、查找原因、修改设计、组织排故……他像一个老父亲，守着自己那个刚学会走路却老是摔跤的孩子，心急如焚，却毫无怨言。
有人替他抱不平：张总，咱们“太行”从无到有，搞了18年，功劳这么大，现在出点问题，怎么就成了咱们的不是了？
张恩和听到这话，脸色沉下来：
“别说这种话。发动机有问题，就是咱们的责任。部队的飞行员，是把命交给咱们的。交给咱们的东西要是不靠谱，咱们对不起人家。”
他知道，“太行”的很多问题，根子在于底子太薄。
我们是从第二代涡喷发动机，直接跨越到第三代大推力涡扇发动机。这中间，国外走了三四十年，积累了大量设计经验、试验数据和使用反馈。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路，都要自己一步一步蹚出来。
张恩和经常跟年轻人讲一句话：
“发动机不是神，它也会生病。咱们的职责，就是给它看病，把它治好。治好了，它就能成器。”
但时间，不等人。
2016年，张恩和的身体已经明显不行了。长期的劳累、无休止的奔波，把他77岁的身体耗得油尽灯枯。医生警告他，必须静养，不能再到处跑了。
可就在那年秋天，四川江油有一个项目评审会。张恩和是核心专家，人家点名请他。
家里人拼命拦他：你不要命了？
张恩和不吭声，偷偷订了机票。
出发那天，他自己收拾了一个小包，包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就是一大兜子消炎药。他一个人坐飞机到成都，再转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了两三个小时，赶到江油。
会开完了，他又一个人坐车回来。
到家的时候，他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是家里人把他架上去的。
一个多月后，2016年11月13日，张恩和因心脏衰竭，病逝于沈阳，享年77岁。
去世前那段时间，他还在病床上，用手机和同事们讨论技术攻关的事。护士进来换药，看见他拿着手机，一会儿语音，一会儿打字，忙得跟上班一样。
护士说：老爷子，您都这样了，还工作呢？
张恩和笑了笑，没说话。
他走的那天，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场面。就是病房里很安静，心电监护仪上的那条线，慢慢变成了一条直线。
张恩和走了。
留下的是那个他用18年心血换来的“太行”，以及后来在“太行”基础上不断改进、不断成熟的一系列国产发动机。
他没能亲眼看到“太行”彻底成熟的那一天。
但他留下的那个平台，让后来的人，有了继续往上攀登的阶梯。
张恩和去世后，有人整理他的遗物。办公室里，除了满架子的书和资料，最显眼的就是那台老旧的计算机——那台他退休时唯一要求留下的东西。
计算机的桌面很干净，只有一个文件夹，名字叫：
“太行”。
尾声
张恩和生前，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什么“头号功臣”。
他就是一个搞发动机的。从年轻干到老，从黑发干到白头。涡扇-6下马的时候他难过过，“太行”首飞的时候他哭过，发动机出问题的时候他急过，但从来没有人听他说过一句“我不干了”。
有人问他，干了一辈子发动机，图什么？
他说，图什么？图的就是有一天，咱们自己的飞机，能装上咱们自己的心脏，想飞多高就飞多高，想飞多远就飞多远。
2016年11月13日，张恩和走了。
他走的那天，沈阳很冷，就像他当年踩着积雪走进606所的那个冬天。
但在他身后，那些曾经让他揪心、让他流泪、让他拼了一辈子的发动机，还在转。
那些发动机，装在一架又一架的战机上，飞过天安门广场，飞过祖国的南海和北疆，飞过他这辈子最想飞到的地方。
参考资料：
《张恩和-“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科技视界》2011-11-05《他的心中充满动力——追忆“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张恩和》，《人民日报》2017-01-18追缅“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张恩和配资平台公司，新华社 2017-01-18铸造“太行”，《科技日报》2007-12-24我国战机有了新“心脏”——访“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张恩和，《航空知识》200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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