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1年,中国航发头号功臣临危受命:他没彻底解决可靠性,却用一己之力从绝境中救回重点型号?他搭建的平台,至今仍是我们的起点
001、阴影
1991年的冬天,沈阳似乎比往年更冷。
606所(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的大门里,一个人裹着旧棉大衣,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走向那座熟悉的办公楼。他叫张恩和,43岁,刚刚被任命为“太行”发动机项目的总设计师。
这个任命,在当时很多人看来,不是荣誉,更不是升迁,而是——填坑。
张恩和自己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他接过来的不是什么香饽饽,而是一个已经论证研究了十几年、却连一台完整样机都没能造出来的“老大难”项目。项目经费紧张、技术指标过高、研制周期一拖再拖,更可怕的是,整个所里弥漫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恐惧。
这种恐惧,有一个名字,叫“涡扇-6”。
就在距离张恩和办公室不远的老厂区里,还堆放着一些落满灰尘的巨大金属构件。那是涡扇-6的残骸,也是606所一代人心里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涡扇-6,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制的大推力涡扇发动机。18年。
18年是什么概念?是一个婴儿从出生到成年的全部时光,是一个技术人员从青丝到白头的半生心血。从1966年开始,为了给一款叫“歼-9”的国产战机配上一颗“中国心”,606所的那些工程师们,几乎把命都搭了进去。
方案设计、技术攻关、台架试验、修改设计、再攻关、再试验……当年的那些图纸,摞起来比一个人还高。当年那些年轻的技术员,从新婚燕尔熬到了孩子都会打酱油。18年里,涡扇-6先后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上过高空台,经历过上百小时的试车,眼看着就要熬出头了。
可1984年,一纸命令下来:歼-9飞机研制计划调整,项目终止。
飞机没了,还要发动机干什么?
涡扇-6,下马。
18年心血,一夜归零。
张恩和是经历过涡扇-6项目的人。他亲眼看着那些前辈,那些把一辈子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这台发动机的人,在宣布下马的那天,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有人蹲在试车台外面,一遍遍摸着那些自己亲手拧过的螺丝,一言不发。有人抱着厚厚的技术资料,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有人当场就哭了,4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哭得像个孩子。
那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发动机部件,最后被推到角落里,落满了灰,慢慢生锈,变成了一堆废铁。
涡扇-6下马后,有好几年的时间,606所里弥漫着一种死寂般的气氛。搞发动机的,最怕的不是技术难,不是条件苦,而是——你拼了命干出来的东西,最后根本没有人要。
这种恐惧,比任何技术封锁都更致命。
现在,“太行”项目,正走在这条老路上。
张恩和接手时,“太行”已经论证多年,但进度缓慢。更致命的是,原定配装“太行”的新型歼击机项目,为了不耽误试飞进度,已经决定先引进国外的成熟发动机。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旦飞机那边完全用上了“洋心脏”,“太行”就会瞬间失去装机对象。没有飞机要的发动机,就算技术再好,也是死路一条。涡扇-6的悲剧,就要在“太行”身上重演。
整个606所,没人敢公开说破这件事,但每个人心里都悬着一把刀。
张恩和第一次召集核心团队开会时,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人人脸色凝重。有人直接问:老张,咱们这活儿,还有干的必要吗?飞机那边都定了,用老外的。
张恩和没说话。他盯着桌子上那份“太行”的方案报告,封皮已经磨得发毛。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声音不大,但一字一句:
“涡扇-6干了18年,没了。太行要是再没,咱们这帮人,就真的别搞发动机了。”
他把烟头狠狠摁进烟灰缸:
“干。必须干。而且,得想办法,让别人非用咱们的不可。”
可怎么才能让别人非用不可?
张恩和心里也没底。但他知道,等是等不来活路的。得拼。
002、赌命
1993年,张恩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决定。
当时,配装“太行”的新型战机项目已经明确,为了保证试飞安全和进度,前期批次将采用引进的俄制AL-31F发动机。消息传来,606所一片哀鸿。这几乎是涡扇-6模式的完全复刻:飞机选了现成的洋心脏,咱自己的发动机,慢慢熬吧,熬到最后,熬到下马。
但张恩和偏偏不信这个邪。
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他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想法:
既然新飞机装了老外的发动机,那咱们的“太行”,能不能装到老外的飞机上?
全场鸦雀无声。
有人以为自己听错了,有人觉得张总这是急糊涂了,开始说胡话。
但张恩和不是开玩笑。
他看中的,是当时我国从俄罗斯引进的一种成熟双发重型战斗机——苏-27。这种飞机平台成熟、安全裕度大,如果用一架苏-27改造成“太行”的飞行试验台,让“太行”跟着苏-27上天试飞,就能提前发现问题、提前解决问题,大大加快研制进度。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太行”就有了实实在在的装机对象,就能摆脱“等飞机”的被动局面。
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是“领先试飞”的常规思路。但在当时,简直是异想天开。
反对的声音铺天盖地:
“苏-27是咱们好不容易从俄罗斯买来的宝贝,一架几千万美金,摔了谁负责?”
“老外的飞机和咱们的发动机根本不匹配,怎么装?装上去出事了怎么办?”
“就算技术上能行,俄罗斯那边能同意吗?这可是动人家的飞机!”
但张恩和不是冲动的人。他早就把账算明白了:
在新型飞机上试飞新发动机,风险最高,一旦出事,飞机没了,发动机没了,两个型号全完蛋。用成熟飞机试飞,虽然技术上有难度,但飞机本身可靠,风险反而更低。而且,这是让“太行”活下来的唯一办法。
那段时间,张恩和像着了魔一样,一遍遍跑机关、跑上级、跑试飞单位,到处游说他的方案。他说话本来就直,急了还容易跟人拍桌子。有一次,在一个重要会议上,有领导质疑他的方案风险太大,他当场就站了起来:
“风险?涡扇-6没风险,干了18年,最后怎么样了?下马了!人都没了,还要飞机干什么?”
会议室里再次鸦雀无声。
张恩和红着眼圈,一字一句地说:
“咱们搞发动机的,不能让历史再重演一次了。”
最后,方案终于惊险通过。
1998年,改装工作开始。要把一台中国的“太行”发动机,装到俄罗斯的苏-27战斗机上,技术上的难题多如牛毛。进气道不匹配、控制系统不兼容、发动机挂架需要重新设计……每一个小问题,都可能引发大事故。
张恩和几乎住进了改装现场。每次技术攻关,他都要亲自到场,亲眼看着那些线路怎么接、那些螺丝怎么拧。
有一次,为了验证一个附件是否符合装机要求,他爬上两米多高的试验台。因为连续加班,人已经疲惫到了极点,突然一脚踩空,整个人从两米多高的台子上直直摔了下来,脑袋重重磕在金属零件上,当场昏了过去。
周围的人全吓傻了。有人手忙脚乱地把他抬下来,有人拼命喊“张总!张总!”有人已经准备叫救护车了。
过了好一会儿,张恩和悠悠醒过来。他睁开眼,第一句话不是问自己的伤,不是喊疼,而是:
“发动机……发动机的故障排除了吗?”
在场的人,鼻子都酸了。
就这样,2001年6月6日,一个载入中国航空史的日子。
西北某试飞基地,一架经过改装的苏-27战斗机停在起飞线上。跟别的苏-27不一样,它的右侧发动机舱里,装的不是俄制发动机,而是一颗彻彻底底的“中国心”——“太行”。
首席试飞员毕红军,穿着厚重的抗荷服,走向战机。
张恩和站在停机坪边上,一句话没说。他盯着那架飞机,眼神复杂。
点火。滑跑。起飞。
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战机腾空而起,迅速消失在远方的天际里。
张恩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飞机消失的方向。旁边的人想递给他一瓶水,他根本没反应。十几分钟过去了,他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终于,天边出现了一个黑点。战机返航了。
平稳落地,滑行,停机。
毕红军从座舱里爬出来,摘下头盔,冲着围过来的人群,大声说了一句话:
“发动机在各种状态下工作良好!”
全场沸腾了。
有人鼓掌,有人欢呼,有人抱在一起又蹦又跳。
张恩和没蹦也没跳。他走向毕红军,走到跟前,突然一把抱住这个刚刚从天上下来的人,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一个年过半百、在单位以严厉著称的东北汉子,抱着飞行员,哭得像个孩子。
在场的很多人都哭了。
那一抱,抱的是一颗憋了十几年的心。
003、较真
首飞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张恩和有一句挂在嘴边的话:“航空发动机不只是设计出来的,更是试验出来的。”
这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是要脱一层皮的。
“太行”在研制过程中,遇到过大大小小200多项技术问题和故障。风扇叶片断裂、高空喘振、振动过大、涡轮叶片烧蚀……任何一个问题,放在一般项目里都够喝一壶的。但在张恩和这里,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个字:试。
为了一个低温启动的指标,60多岁的张恩和,硬是带着一群年轻人在寒冷的试车厂房里熬到凌晨五点。
那是东北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厂房里跟冰窖一样。为了等到最合适的试验温度,张恩和一遍一遍跑出去看挂在墙上的温度计,一遍一遍给气象站打电话,问人家今天晚上最低温度到底什么时候能到。
气象站的人最后都被他问烦了:“张总,您这是第几遍了?我们这儿有记录的,到了最低温度肯定通知您!”
张恩和嘿嘿一笑,回去继续等。
那天晚上,他一直熬到凌晨五点,等到温度掉到理想值,亲眼看着试验做完,拿到了满意的数据,才裹着大衣回宿舍眯了一会儿。
还有一次,为了搞一个带可变弯度导向叶片的进气机匣,张恩和跟一位外国专家较上了劲。
那位专家在航空发动机领域浸淫多年,来中国访问时看了“太行”的设计方案,对别的没说什么,唯独指着这个机匣,撂下一句话:
“这个东西,我见过,也干过。以你们现在的水平,能做到的最低重量,是49公斤。少于这个数,不可能。”
张恩和当时没吭声,但心里不服。
他回去之后,把这个机匣当成了头号攻关目标。带着团队,一遍一遍算,一遍一遍设计,一遍一遍试制。那个机匣的每一个线条、每一个角度,他都反复推敲,不知道熬了多少个通宵。
几个月后,成果出来了。
当那个机匣被放到秤上,数字跳动着最终停住时,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34.5公斤。
比那位外国专家断言的最低重量,足足轻了14.5公斤。
后来那位专家再来访问,张恩和把这个机匣摆在他面前。专家看了半天,反复打量,最后竖起了大拇指,连说了几个“不可思议”。
但张恩和较真的地方,不只是技术。
2007年,他获得了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奖金20万港元。
20万,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有人开玩笑说,张总这回发了,可以换辆车了。张恩和那时候开的还是一辆老旧的桑塔纳,确实该换了。
可张恩和转手就把20万港元,一分不留,全额捐给了研究所的青年科技创新基金。
有人不解,问他:张总,您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留点钱养老怎么了?
张恩和说了一句话:
“我这辈子,就是靠国家培养起来的。现在年轻人比我那时候条件好多了,但搞创新还是难。这钱给他们,比我换辆车值。”
这就是张恩和。
退休的时候,组织上找他谈话,说要返聘他,待遇从优。
张恩和摆摆手:“我不要返聘,也不要工资。”
组织上的人愣了,以为他是客气,正要继续劝,张恩和又补了一句:
“只要给我一台计算机,让我继续为发动机干点事就行。”
这就是他的全部要求。一台计算机,一个能继续干活的地方。
004、遗憾
2005年12月28日,“太行”发动机终于通过了国家设计定型审查。
这一天,距离张恩和接手这个项目,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如果从“太行”正式立项算起,是18年。
18年。
在定型审查会上,当主持人宣布“太行”通过审查时,会议室里再次响起了掌声。但这一次,张恩和没哭。
他只是坐在那里,轻轻舒了一口气,然后低头看着面前那份厚厚的审查报告,看了很久很久。
有人后来问他,那一刻在想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在想涡扇-6。要是当年的那些老伙计,能看到今天就好了。”
但定型,不代表万事大吉。
恰恰相反,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太行”装机部队后,问题开始集中暴露。早期批次配装歼-11B战斗机的“太行”,故障率偏高。振动影响稳定性、高空性能不稳、某些工况下出现异常……这些技术痛点,每一个都让空军的使用部门头疼不已。
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严重到空军一度犹豫,要不要全面换装“太行”。
这件事,是张恩和晚年心里最大的遗憾,也是最深的痛。
他知道部队的顾虑。发动机是战斗机的“心脏”,心脏要是老出问题,谁敢开着飞机上天?
那些年,张恩和跑部队跑得比谁都勤。每次听说哪里的“太行”出了问题,他第一时间就带着人赶过去。分析故障、查找原因、修改设计、组织排故……他像一个老父亲,守着自己那个刚学会走路却老是摔跤的孩子,心急如焚,却毫无怨言。
有人替他抱不平:张总,咱们“太行”从无到有,搞了18年,功劳这么大,现在出点问题,怎么就成了咱们的不是了?
张恩和听到这话,脸色沉下来:
“别说这种话。发动机有问题,就是咱们的责任。部队的飞行员,是把命交给咱们的。交给咱们的东西要是不靠谱,咱们对不起人家。”
他知道,“太行”的很多问题,根子在于底子太薄。
我们是从第二代涡喷发动机,直接跨越到第三代大推力涡扇发动机。这中间,国外走了三四十年,积累了大量设计经验、试验数据和使用反馈。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路,都要自己一步一步蹚出来。
张恩和经常跟年轻人讲一句话:
“发动机不是神,它也会生病。咱们的职责,就是给它看病,把它治好。治好了,它就能成器。”
但时间,不等人。
2016年,张恩和的身体已经明显不行了。长期的劳累、无休止的奔波,把他77岁的身体耗得油尽灯枯。医生警告他,必须静养,不能再到处跑了。
可就在那年秋天,四川江油有一个项目评审会。张恩和是核心专家,人家点名请他。
家里人拼命拦他:你不要命了?
张恩和不吭声,偷偷订了机票。
出发那天,他自己收拾了一个小包,包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就是一大兜子消炎药。他一个人坐飞机到成都,再转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颠了两三个小时,赶到江油。
会开完了,他又一个人坐车回来。
到家的时候,他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是家里人把他架上去的。
一个多月后,2016年11月13日,张恩和因心脏衰竭,病逝于沈阳,享年77岁。
去世前那段时间,他还在病床上,用手机和同事们讨论技术攻关的事。护士进来换药,看见他拿着手机,一会儿语音,一会儿打字,忙得跟上班一样。
护士说:老爷子,您都这样了,还工作呢?
张恩和笑了笑,没说话。
他走的那天,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场面。就是病房里很安静,心电监护仪上的那条线,慢慢变成了一条直线。
张恩和走了。
留下的是那个他用18年心血换来的“太行”,以及后来在“太行”基础上不断改进、不断成熟的一系列国产发动机。
他没能亲眼看到“太行”彻底成熟的那一天。
但他留下的那个平台,让后来的人,有了继续往上攀登的阶梯。
张恩和去世后,有人整理他的遗物。办公室里,除了满架子的书和资料,最显眼的就是那台老旧的计算机——那台他退休时唯一要求留下的东西。
计算机的桌面很干净,只有一个文件夹,名字叫:
“太行”。
尾声
张恩和生前,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什么“头号功臣”。
他就是一个搞发动机的。从年轻干到老,从黑发干到白头。涡扇-6下马的时候他难过过,“太行”首飞的时候他哭过,发动机出问题的时候他急过,但从来没有人听他说过一句“我不干了”。
有人问他,干了一辈子发动机,图什么?
他说,图什么?图的就是有一天,咱们自己的飞机,能装上咱们自己的心脏,想飞多高就飞多高,想飞多远就飞多远。
2016年11月13日,张恩和走了。
他走的那天,沈阳很冷,就像他当年踩着积雪走进606所的那个冬天。
但在他身后,那些曾经让他揪心、让他流泪、让他拼了一辈子的发动机,还在转。
那些发动机,装在一架又一架的战机上,飞过天安门广场,飞过祖国的南海和北疆,飞过他这辈子最想飞到的地方。
参考资料:
《张恩和-“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科技视界》2011-11-05《他的心中充满动力——追忆“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张恩和》,《人民日报》2017-01-18追缅“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张恩和配资平台公司,新华社 2017-01-18铸造“太行”,《科技日报》2007-12-24我国战机有了新“心脏”——访“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张恩和,《航空知识》200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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