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
萧克坐在那里，看着台下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彭德怀在总结时给他定了性，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人民军队的面貌。
几天前军委已经撤销了他和李达在国防部、训总的一切职务。
这位51岁的开国上将，1907年生人，25岁当军长，27岁率红六军团先遣西征拉开长征序幕，30岁率八路军包围北平，40岁参与指挥四野进军中南。
战功赫赫，却在这场运动中成了靶子。
会议结束不意味着批判结束。
总政派来甘泗淇、刘其人组成的工作组继续开展斗争，训练总监部组成新的临时党委，对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采取专政手段，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
萧克、李达、郭天民，还有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被打成反党分子。
这些在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被送到地方安置。
陈绪英处理得更重，因为拒绝揭发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动，被说成坏分子，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改造，在地方长期被歧视没安排工作。
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时间倒回到1957年底。
叶剑英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次年3月担任该院院长兼政委，萧克接替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
训总于1955年4月成立，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军事训练。
部长由刘伯承担任，因他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工作，由叶剑英代理部长。
副部长是萧克、李达、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6位上将。
萧克刚接手，麻烦就来了。
1956年开始，党中央、毛主席发出克服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的通知。
训练总监部也积极学习这项通知，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问题时，发生了激烈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很快就能纠正，另一种则认为教条主义已经成为军队训练和教育的严重倾向。
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相关文件时，在这件事上也发生激烈争议。
张宗逊带领工作组来到南京军事学院调查研究，他将少数同志的意见在没有经过核实、分析的情况下，就确定了军事学院存在严重教条主义的结论，甚至传出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这样的声音。
1958年3月至5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总结该部成立以来的工作。
萧克、李达等人认为，军事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忠实于党的高级军事干部，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作用，训总领导全军开展了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在学习苏军中主要是学技术与合同战术，没有学政治工作和军队制度，又根据我国不同地形和气象等条件将全军部队区分为6种不同类型进行训练，目的在把我军训练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
不能用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或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来否定这些成绩。
会上，训总大部分干部对原副部长张宗逊意见较大。
因为他前几年对学苏联提出不走样地学、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恰当的口号，现在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得越多，中毒越深。
就在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快结束时，总政治部派来工作组，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中央。
工作组还传达了彭总的话，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
有人向林彪提供了材料，林彪认定在训总争论的双方中，以萧克、李达为代表的一方是反对反教条主义的，而另一方是反教条主义的。
当时正值中央成都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的讲话。
训总干部会议的立场得不到支持，被迫休会。
毛泽东对训总四级干部会的否定和军队内部争论的升级，导致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于1958年5月27日开幕，第一阶段还是和风细雨的。
彭德怀在5月30日会议上讲话，虽然把批判教条主义上纲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体人。
31日，他特地将张宗逊、萧克、李达等同志找来座谈，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
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
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
6月23日、29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各小组长座谈，对军委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具体的指示。
23日的谈话还没有涉及具体人，他指出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29日的讲话则是针对刘伯承、萧克讲的，并对二人作了不同的评价。
对刘帅，毛指出他两头差些，中间好。
这是有深刻含义的。
1930年代在江西苏区，刘从苏联留学回来任红军总参谋长，曾写文章批评过毛的游击战术，指出有些同志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的当现代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的当现代战略。
当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未成熟，毛尚未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和权威。
而中间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但是对萧克，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抓住一些历史时期的恩怨，将萧克定性为投机。
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还活着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做了不适当的评论。
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
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
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
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
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
刘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月10日由别人搀扶着走上讲台。
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
他除了迫于压力，更重要的还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
萧克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
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会议还批判萧克在1958年2月上书彭德怀，是只要现代化、正规化，不要革命化。
还批判他主持编写共同条令，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
稿子是经彭德怀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还作了批示，萧克同志，三部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有学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改后即颁发全军执行。
萧克随即将毛泽东的批示向彭德怀作了汇报并提出，共同条令是草案先试行待试行修改完善后再颁布执行。
彭德怀说草案也必须坚决执行。
在这次会议上有些人却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
蔡铁根看到这些同志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忍无可忍。
为了坚持真理，他以极大的勇气发言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
这样的话在那种斗争的气氛下讲出来需要多大的勇气。
蔡铁根后来被撤职、开除党籍，文革中作为反革命惨遭杀害。
7月9日和10日的大会上，刘伯承、叶剑英、萧克、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和其他被认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被迫进行了检讨。
萧克从始至终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上级指示要不走样学习苏联经验，提出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等口号。
如今有人又把学习苏联说成教条主义，学的越多中毒越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这是不合适的不妥当的。
他也不可否认一点，训练和学习中是存在一些问题，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事态。
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还不能说是在整个教学内容上都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
他认为军队的训练方针都是经过上级审定、批准的，如今出现一些问题，不应该如此这般。
不少干部违心自我批判，心里一肚子委屈，萧克是不接受一些不合事实的批判，最终还是违心检讨承认一些不实之词。
此后他还被扣上帽子，最终离开军队，而且离开军队长达13年之久。
其中的七八年里在农垦部担任副部长。
1972年重返军队继续干军事教育。
钟期光作为学院副政委、代政委认为，建国初期的学习苏联和借鉴苏军经验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片面的。
他认为军事学院是军委的一个下属组织，从教学方针到领导干部配置以及教学方法等等重大问题都是报告上级并经批准后执行的。
在这些方针与决策之下出现的实际工作中的某些问题，责任而归罪于下面，显然是本末倒置。
此后钟期光不仅辞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还因身体不适不再担任政委。
后来被叶帅要到军科院工作。
在当时虽然训练总监部、军事学院是重点对象，但其他军事院校的干部也受到不小影响。
像总步兵学校副校长姚喆回忆受到不公，没完没了的检讨。
当运动结束后加上总步兵学校与南京军事学院合并时，他要求离开军事教育领域到大军区工作。
这场整风让不少干部受了委屈。
在萧克、钟期光等回忆中依然对这件事难平。
反教条是反对学习苏联经验时机械搬运的教条倾向。
运动的发生有着多方面的背景和原因。
到1958年达到高潮。
从背景来说新中国成立，各行各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进行建设。
当时提出全面学习苏联也就是所谓一边倒，先把经验学到手。
军队购买苏联武器装备聘请苏联顾问甚至参照苏军条令条例建设我军基本制度。
强调不走样地学。
1951年1月中央军委在给军事学院开学的祝词中指出，望全体同志努力学习总结我军作战经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掌握正规化的军事科学与指挥艺术。
1952年人民解放军参考苏军编制进行了精简整编同时装备了大量苏式武器。
苏联的军事科学即苏军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理论等成为人民解放军学习研究的必修课程。
至1950年8月在中国服务的苏联军事顾问就有约1000人。
大量苏式武器装备部队后官兵严格按照苏联的说明书、操作规章和有关条令操作使用。
在军事技术上以苏军的标准为标准。
如装甲兵的编配问题苏军总结苏德战场经验每2至3辆坦克编配1辆履带式自行火炮，参照此标准人民解放军在改装师的坦克自行火炮团时则编制24辆T34型坦克和16辆76毫米自行火炮。
1956年训练总监部、军事学院在训练和学习中发现一些脱离实际照搬照套，因此开始纠正，这时候就有人说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存在严重教条是路线问题，军事学院学院反映说教材方面、教学方面存在教条倾向。
为此上级派工作组调查，工作组的人没有全面了解情况后就形成报告上报，对军事学院的成绩几乎全盘否定。
身为训练总监部的负责人以及南京军事学院原领导班子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被点名，甚至不断写检讨。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萧克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被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了极严重的打击、磨难。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萧克道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萧克家，对萧克说伯伯要我向您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听到这话萧克的心情非常激动。
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其实萧克早就对彭德怀他老人家没有气了。
通过文化大革命萧克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他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
当时萧克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
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会回复它们的本来面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萧克、李达等也向党组织提出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处理结论的申诉。
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1978年11月7日发出通知，对当时的结论作了改变。
但总政这个结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这个反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1980年9月萧克曾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认为现在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使党的生活正常化。
必要的批判斗争也要从实际出发绝不可扩大化。
过去搞运动主要领导人有个口头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而严是在矫枉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就必然不顾事实上纲上线。
政治上、思想上一经拔高所谓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
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的。
今后对政治情况切不可凭空臆造或一处出了问题就举国兴师经久不息。
要分清问题的性质和主流与支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出问题就在当地当时及有关单位解决。
把过去那种无穷无尽地写大字报、写批判稿、写检讨稿开大、中、小批判斗争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搞业务做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这场运动进行平反。
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撤销总政治部1978年11月7日关于肖克、李达等同志申诉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中与党中央指示精神相违背的内容，为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错误处理的肖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等同志彻底平反。
而蔡铁根同志的平反却一波三折并不顺利。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将军对此案极为关注，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同志也亲自为此案做出批示。
经总政治部、军事学院党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不断努力，直至1979年9月17日江苏省常州市法院才正式做出了撤销原判的判决书，说经复查事实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使用的法律都是错误的，是惨遭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纯属冤案。
现依法改判如下，一、撤销原判，二、宣告蔡轶根无罪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刘伯承被免去了领导职务，粟裕、萧克、李达等一批将领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
这场斗争使建国后刚刚起步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进程受到严重挫折，极大地破坏了军队训练和院校教学工作，并且给以后的军队建设工作造成了长期的恶劣影响。
以后30年间军队强调突出政治，军事训练和正规化建设无法正常开展。
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全军上下才意识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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